绿色证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们带着问题，作为研究课题去考问现实，而不是带着任何沉重的历史与现实的包袱。提出问题的目的就是分析和解决问题，指导现实社会。

　　首先，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和实施主体始终没有准确定位。农业部门不是农民教育的主体，农民教育包括农民政治、文化、法律、
　　 健康等综合教育，这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农业部门只能配合。农业部门在农村的教育职能是农业科技推广教育，更准确地说就是农业技术推广教育，针对农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适时开展新技术、新成果、新品种、新产品的推广培训。对农民科技推广教育的主体有不同的说法，但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定论则是：各级政府农业部门、农业科学院和院校的技术推广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及相关企业是主体。然而，在我国对培训主体的认识一直有不同的争论，而政府乃是培训主体的定论一直占据上风，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形成固化的模式和部门垄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制度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一直困扰着农民技术推广教育的健康发育和发展。目前，如何调动上述政府、教育推广部门、农民合作组织和企业，以及农民的积极性，满足新时期农民多样化、个性化、特色化、人性化、国际化发展需求，已经成为主管部门的共识，这是政策理论的进步表现，应很好地把握和运用这一来自不易的大好形势和发展机遇。国际比较，任何一个国家的农民技术教育都是从过去单一的政府行为逐步向以农民实际需求和可能为基础的学校、科技推广及农民合作组织的技术推广教育。

　　其次，新时期专业化农民的基本特征和需求变化，决定着绿色证书教育要与时俱进、动态发展。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农业人口逐渐减少是社会发展规律和基本特点。从占全国人口80%的农业人口将在今后20-30年内将减少到30%，40-50年内减少到10%，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决定着农业人口将向从事农业或二三产业转移的必然选择，当然还会出现大量兼业农民。对专业农民和兼业农民的关注、培训和服务则是农业、教育部门的神圣职责，对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不可能继续冠以农民工的称呼而继续跟踪服务，则是城市职能部门的主要工作。目前，对新时期农民发展变化的基本特征和实际需求，分析和把握不够准确，缺乏分类指导，分层次培养的科学理论和政策，与时代发展需求不相适应，成为绿色证书教育陷入低谷的要因。那么，新时期后继农民、骨干农民、中坚农户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将成为农业、教育部门关注、培训、扶持和服务的主体。技术推广和农民科技教育的共性在于紧紧围绕农村实用技术开展，并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取得实效；而最大的区别在于教育要根据人才发展目标、规格、层次和需求展开，技术推广是以受体更快、更好地学会、掌握和运用为宗旨和本质内涵。分层次也不是一成不变，都会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流动、变化和平衡。政府也不可能固守某一群体，通过流动变化，涌现出较高素质的中国农业的中流砥柱和继承者，开辟、支撑和发展区域农业，并保持特色优势，满足国内农业发展需求，贡献于世界农业的健康发展，成为我国农民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第三，绿色证书教育是强有力的政府行为，然而最大的困惑就是缺乏需求依据和可操作性，组织实施没有经费保障。人们不难发现现有的各级政府文件和指令，都不乏政府的单向规制、指令和号召，并没有更多的事实根据、需求依据、互动机制和可操作性。组织实施没有经费保障，扭曲的地方基层政府的政绩观，也是绿色证书教育难以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农民的实际诉求和需求，需求调查和信息十分匮乏。农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其最大的特点是广袤性、分散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没有农村基层和农民这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内在诉求、欲望和积极性，其本身注定是因动力不足而脆弱，缺乏长效机制和生命力。由于缺乏农村和农民内在需求这一根本基础，许多政策、文件、号召的内容显得苍白而无力，不少激励措施又在土地所有制和市场的作用下更是难以兑现和继承，也就逐渐失去了感召力和可操作性。我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多地少，需要大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有些国家成功的一些做法，如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就很难行得通，岗位规范在特定范围内是可行的，但对多数普通农民是不适用的。教学时数、考试方法、证书管理，对农民成人教育又不相适应。因此，绿色证书教育很难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就业资格证书，在更广、更深的意义上可能成为以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养和技能，服务于在农村从业或转岗就业为基本特征的教育培训制度。

　　第四，因与教育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政策不到位，农村和农民教育在不同程度上被削弱。虽然听起来不那么顺耳，但这是事实。上一世纪90年代末，改革教育管理体制，由各行业部门直接办教育改为中央和省级政府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这是与国际接轨的做法，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各地教育一直被认为是包袱而甩出的例子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其它行业的教育经过资源结构的调整优化而得到充实和提高，而农业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因其弱势产业教育的特征与发展规律不适应市场化运作，在不同程度上被削弱、流失，甚至瘫痪。全国农村职业高中基本上处于“有校无生”的瘫痪状态；90年代曾经鼎盛一时的农业中等职业教育受到极大冲击，366所学校经各地调整，不足200多所，目前还在减少，有的脱掉“农字帽”，有的升为高职学院，有的被合并，这里值得商榷的是因招生困难而选择适应社会和教育发展规律的调整无可厚非，不应“一刀切”，但盲目合并、削弱和脱离农业是令人堪忧的现状，我国的地区相当于国外一个州和省，连1所农业职业学院都没有，迟早会出现问题。各省1、2所的农业大学也因没有相应配套政策和项目支持，缺乏更多直接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具体计划与有效措施。农村、农民、农业教育本身是弱质产业教育，在职业教育中惟独农业职业教育是需要行业部门支持的，这几年却恰恰疏忽了这一点。农业教育体系的削弱，与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削弱相伴，发生了集合效应，迅速瓦解了建国后用以50年构筑的农业职业教育推广体系。现在再重新恢复和发展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成本急剧提高，更为困难的是至今还没有找到适宜的发展路径，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在农业部科研、推广和教育由不同司局分管，在教育部各层次职业教育是由不同司局分管，科研、推广和教育实施主体也是分离的，从制度上还没有形成一张皮，难以发挥整体效应。

　　第五，现代信息社会的影响。“政府行为、政府统筹”一直是绿色证书教育的思维定势和文件规定，没有人提出过质疑，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一体化的现代社会，尤其在多种经济所有制均衡发展的现实中，媒体与网络信息、非政府组织的职能和国际交流的影响日益显现，对政府职能也有了新的认识和界定，社会价值观也在不断更新变化。农民合作组织、媒体与网络信息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日益活跃，填补了政府顾及不到的社会角落，其社会进步意义和社会服务职能逐渐被社会所广泛认可。农民自发的科技咨询、读书热，与大学、科研、企业的联手合作，民办教育培训、远程教育、信息网络化，都使今天的农民与社会发生更加广泛、深入的横向、纵深交流，一本书、一张光盘、电视与广播、报刊与杂志、信息发布与展览、网络查询、国际交流都可能改变农民的命运。在日益发达的信息社会和国际环境中，根据政府意愿预先设计好的各种文件规制和指令往往失去昨日的效力。这是新时期给予我们每个公民公允而现实的思维依据、行动准则、发展机遇和各种困惑，这也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绿色证书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课题。

　　第六、政策研究滞后，政策理论依据薄弱。党中央、国务院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正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准则，昨日的政策规制被今天和明天的便民、利民措施所取替，究其根源都在于缺乏缜密的决策科学化制度和程序保障，制度与政策研究严重滞后。无所不包的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以后，“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和政绩观逐渐向“民本位”转变，很多辅助“三农”政策都要体现在农民身上，农民是否得到实惠、农民幸福指数是否提高，将成为今后各级政府一切工作的评价标准。对绿色证书教育的评价标准也将经历历史、实践和群众的考验，这就需要对新形势下 绿色证书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做大量深入细致的专题调查与研究工作，对新形势下专业化农民的特征，农业院校、科研院所、推广机构的组织机构的职能、体制与机制转换和农民教育改革重点深入分析和不断探索。尤其在多元化、个性化、市场化、国际化为特征的国内外新形势下，对农民教育培训主体、农民分层次培训和扶持、经费投入体制和机制、政府行为和市场化运作如何协调发展将成为研究重点和难点。在没有充分研究、论证、听政基础上的任何决策都可能出现漏洞，没有科学的反思和矫正机制的任何政策措施都可能轰动一时却难以持久。